檳城行幫史略 鄭永美 回返 「國際著名的東方史兼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日本今堀誠二教授Dr.Seiji Imahore 以西方中世紀的基爾特Guild(Gild)觀點來研究馬星所有的華團組織，包括廟 宇。關於檳城方面，他說：「檳城的華人，可以總括為福建人和廣東人（包括 客家）。其總括主體是商業基爾特。雖說是福建人，也不過是以廈門為港口的 閩南人，而不包括福州等的閩北人；所謂廣東人，也不過是僅指廣東東部地區 的人，海南島等西部地區的人，海南島西部地區的人，也不包括在內」。（見 劉果因譯《馬來亞華人社會》面39）。又說：「現在（1966），檳城除了祕密 結社等以外，已登記的華僑團體，約有三百之多；有獨立（設立）會館或公所 的亦不下有二百。其中有姑蘇廣存堂（餐館基爾特）等的同業團體；肇慶府會 館等的同鄉團體；龍山堂等的同族或宗親團體；華人機器工（公）會等的勞動 團體；閱書報社等的政治團體（國民黨）；警頑聯友社等的社會福利團體。那 些團體，或多或少，都與基爾特的組織有互相關連」（見上書面95）。最離譜 的是對廣福宮的結論：「廣福宮……有檳城名商巨賈，僑旅諸人，均極歡迎的 紀錄。名商巨賈，是商業資本家；僑旅諸人，是新來的華工；所以這紀錄是主 張廣福宮已得到勞資雙方支持。廣福宮有受「兩省人士」、「閩粵商人」支持 的紀錄，亦見之與道光（1821－1850）和同治（1862－1874）時代。再從咸豐 （1851－1861）到光緒（1875－1908）（顯然作者倒置年號），也有不少同樣 的紀錄，留在廣福宮中。勞資的對立，兩省人士的對抗，雖然極其嚴重，但商 業基爾特，則欲超越階級性和地域性，而表現華僑的團結。這團結與其說是近 代中國人的意識（國家主義），不如說是近於傳統的中華思想」（同上書面39 至40）。 其實，有能力捐獻的幾乎都是大小商人，甚少勞工參與。即使是勞資共同膜拜 ，則只是對神威崇敬，絲毫跟商業基爾特扯不上關係。當時沒有勞資的對立， 只有會黨的對立，在同一會黨中，勞方是黨徒、資方是黨魁；在同一行團中， 勞方是西家、資方是東家。勞方另立門戶，最早在1907年出現的檳城興和打金 職工會。其次，任何會黨也不是硬性屬於那幾個籍貫所擁有，通常都有例外， 尤其是惠州人，在義興、海山都有黨員。那時人們的鄉土觀念極重，操同鄉音 的才有來往，那裡有甚麼中華思想？這要到1900年康有為、1905年孫中山來了 之後才傳播開。總之，筆者認為：拿著理論框框來找材料詮釋，一來是曲解事 實的的真相，二來是捨棄不符合其理論的資料，往往這些是最寶貴的東西。此 屬於主觀的演繹法Subjective Deduction，我們應採取客觀的歸納法Objective Induction來研究問題。 澳洲顏清湟教授Prof.Yen，Ching Hwang亦有同感：「雖然這些寺廟具有福利 和管理的職能，但看來它們與商業並無關係，甚至也不作為一個商業壟斷機構 ，去參與制訂市場價格的問題。日本的今堀誠二教授認為這三個寺廟（馬六甲 青雲亭、檳榔嶼廣福宮、新加坡天福宮）是商業基爾特的說法是難以站得住腳 的。他只是看到這些寺廟的理事會領導權都掌握在富商手中，便由此而得出結 論說，這些寺廟是商業基爾特。他顯然混淆了商人領導層與商業壟斷的概念。 由於海外華人社會缺乏士紳階級，使商人得以壟斷華人社會的領導。因此，商 人對這些寺廟的控制，可視之為商人社會領導權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應看作 是他們的商業壟斷的一個方面（見粟明鮮等譯《新馬華人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ukadimmah Sesi sejarah lisan diadakan pada jam 3.30 petang. Sesi ini dipengerusikan oleh Prof. Omar Farouk Bajunid iaitu seorang Profesor daripada Hiroshima City University, Jepun. Ahli-ahli panel yang mengambil bahagian dalam sesi ini ialah: Cikgu Haji Yusoff Azmi Merican (Kumpulan Waris & Nazir Wakaf, Persatuan Warisan Pulau Pinang), Cikgu Mohamed bin Yahaya (Lebuh Acheh, Pulau…

One of the significant minorities who made their presence in Penang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ies came from Japan. In 1910, the official census counted 207 Japanese residents in Penang alone. Unlike the present day Japanese expatriates living in Penang, those early-day Japanese settlers were much poorer in comparison and in fact…

黃蘭翔－－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回返 一、前言 大馬檳城喬治市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得更早，但是一般都以萊特(Francis Light)在1786年8月10日，在檳城立起英國國旗為聚落都市發展歷史的起點。 現在的喬治市約有20多萬的人口，每年亦有2百萬人次的觀光客到訪。台灣鹿 港鎮的人口雖與檳城相當，但在歷史發展的時間上卻與越南會安相當，都是起 源於十八世紀後半。會安的居住人口雖然僅有約6萬人口，但是其每年到訪的 觀光客亦不在少數，鹿港的觀光客人次沒有正式的統計數目，卻只能有國內的 觀光客到訪，並且似乎已經不是觀光客到訪的炙熱景點了。 越南會安已經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文化資產，檳 城計畫在今年向UNESCO提出世界文化資產登記的申請，鹿港的發展就要坎坷許 多，因為台灣的都市化與工業化，已讓其傳統的都市風貌破壞殆盡，如今不只 是台灣政府與社會沒有此意志，就歷史文化保存之完整性而言，似乎已經被破 壞至完全不可能提出世界文化資產登記申請的程度了。在居民的種族多樣性上 面，檳城最為豐富，包含有主要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之外，包括其它來自 歐洲、南北印度、南中國地區，以及日本、菲律賓等等的多民族。會安則以南 中國的華人與越南人為主體，鹿港因為若是的原住民平埔族已被完全漢化，以 華人為主要居住者的城市。如上所述，檳城、會安、鹿港有這些不算小的差異 性存在，但是都是以華人為主體的都市，則是其不變的事實。本文打算以這樣 的相同與相異性為背景，比較這三地的店屋建築之異同。在進入本文論述之先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麻六甲、檳城以及新加坡的傳統店屋，可分為shophouse 和terraced house，因為前後的差別在於前者有店鋪功能，後者純為住宅， 因為其在平面空間秩序與結構上有很密切的關係，本文並不特別區分其不同之 處。 二、平面配置與建築結構之異同 (一)檳城 因為本文尚未對檳城的店屋住宅進行全面的調查，僅將於去(2001)年11月16日 至12月4日在檳城所作的觀察，所得的初步心得提在這裡與鹿港、會安之店屋 作大略的比較，以凸顯檳城傳統店屋之特色。 據The Straits Chinese；A Cultural History所言，認為店屋的傳 統可以追溯十八世紀中期荷蘭所統治的麻六甲，在十九世紀初期已經在麻六甲 、檳城、新加坡發展成形，後來傳播至馬來半島其它市鎮。傳統店屋的配置都 是細長條形的建築，面街的寬大概是13-20英呎(約3.3-5.1米)，它的進深可以 是寬的兩倍至三倍，麻六甲的古老店屋有長至150英呎(約38米)的店屋。通常 相鄰兩家的店屋擁有共同牆壁。店屋前有騎樓（the five-foot way，五 腳基。台灣稱為「亭子腳」，通常要寬得許多）。 最早的店屋建築是單層木造棕櫚葉屋頂之建築，這種房子仍然可以在今天檳城 的鄉間看到。據說早期的店屋的前面是開放的，僅在夜晚時用木板圍上，私密 的生活則置於後面或是在閣樓上。 檳城在1794年萊特去世之前，萊特將Light Street、Beach Street、 Chulia Street、Pitt Street所圍的範圍，規劃成棋盤格子狀的市區，當 發展超出這個範圍時，僅是無計畫性的蔓延成長，直至一世紀之後才由市政當 局作了較強的都市規劃規範。每當檳城發展擴大市區範圍時，都要面臨改良沼…

The early maps of Penang provides us certain information with topography and the inter relationship of the place. Figure 1: Wubei Zhi ( Treatise on Military Preparations ) compiled by Mao Yuanji about 1621. • The earliest name of Penang “Ping-lang-seu” can be found in the reproduced chart based on Zheng He ‘voyages in a…

(A summary of the original paper in Tamil) P. Rajavelan (P.Krishnan) back There is reference in the Tamil literature of the Sangam Period that Tamils had been seafarers travelling far and wide to countries like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as well as to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 of trade. During the Chola…

槟榔屿的英文学校，很早出现。著名的大英艺学（Penang Free School)， 创办于1816年。作为槟榔屿华文新式教育起点的中华学校，则迟至1904年才创 办。但是，华校出版刊物之多之盛，却远非英文学校所可以比拟的。学校刊物 ，包括校刊，各种庆典如礼堂落成、校舍扩建等典礼纪念册，都具有很高的史 料价值。一般上，这些刊物都刊有校史、校讯、校徽、校歌、行政组织、本校 现况、捐款人、历任校董、历届校长、教职员、学生及毕业生名册、校历、校 规、各种校内组织规章，学校大事记、行政计划、各部门概况、甚至沿用之课 程、课本、教具、校景、建筑等，无所不录，是个别学校活生生的档案记录， 也是华人事迹研究的可靠文献。 新加坡各图书馆所见到的学校刊物，以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所藏较为齐备，该 馆藏有《槟城中学华文部毕业特刊》（1960）、《槟城槟华女子中学校刊》（ 1973-）、《福建女学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50)、《槟华女子中小学四十 周年纪念特刊》（1960）、《槟华女子中小学金禧纪念特刊》（1920-1970）、 《槟城槟华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纪念特刊》（1957）、《槟城韩江中学高中高商 毕业刊》、《槟城菩提中学毕业刊》、《钟灵中学校刊》、《钟浪》、《韩午 校讯》等百余种，详目可从该馆特设的《海外华人研究》网页查询，其网址是 http://lib.edu.sg/chz/chineseoverseas/~search10. 六、谱牒、人物志 族谱与家谱，统称家乘谱牒，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人物志则为个人传记，这些 资料对于海外华人移民的个案研究以及专题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 槟榔屿有些血缘组织为了寻根曾翻印家乡出版的族谱，有些则请专人编撰族谱 或宗谱，但只流传于族人之间，很少赠予外姓人氏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馆藏槟 榔屿族谱资料多见于血缘性社团出版的特刊内，如《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暨海 内外宗亲会联谊录》（王秀南主编）、《黄氏族谱暨百十周年纪念特刊》（庇 能江厦堂黄氏宗祠，1970）、《南洋吴氏宗谱》（新加坡南洋吴氏宗亲会， 1976）、《南洋黄氏族谊录》（吉隆坡，1961）、《马来亚陈氏家谱特刊》（ 吉隆坡，1961）、《马来亚李氏家谱特刊》（吉隆坡，1959）、《杨氏家谱》 （吉隆坡，1962）、《槟城李氏宗祠金禧纪念特刊，1925-1975》（1976）、 《槟城南阳堂叶氏宗祠75周年钻禧纪念特刊，1924-1999》（1999）等数十种。 这些特刊的内容兼具谱牒资料与人物介绍，颇具特色。此外，中国谱牒学研究 会于1995年出版《中华族谱集成》首批推出100册，内收族谱94种，涵盖李、 王、张、刘、陈五大氏族，亦为槟榔屿华人研究提供寻根溯源的重要资料。 人物志方面，中文图书馆现藏林博爱等主编《南洋名人集传》一套，最具参考 价值。本书是由林博爱、成运可、汤纪庚等著名报人发动，专聘各地咨访员实 地采访南洋各界名人，撰稿编辑而成。第一册出版于1922年，内收槟榔屿著名 人物如黄金庆、张弼士、戴欣然、胡子春、戴培元、朱和乐、吴世荣、林参、 丘明昶等数十人之略传，传主横跨各行各业，贯串起来，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现 代槟榔屿华人社会写照。其他如宋鲁生编《远东人物志》（1933-1955）、许 教正主编的《东南亚人物志》（1965-1969）、黄尧编著的《星马华人志》（ 1967）、宋哲美主编的《新马人物志》（1968-1990）、宋卓英主编的《现代 东南亚成功人物志》（1968-1973）、许武荣编著名《潮州人物志》（1970？） 、曾心影编著的《闽人创业史》（1970）等，也有不少槟榔屿华族人物的传略 。 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南方研究情报机构，它为二战前日本南侵 的情报准备工作，作过不少调查报告。该府临时情报部曾于1939年出版一部名 为《南洋华侨有力者名录》的”极秘”工作手册，书中<槟城>条下，录入王景成 、林连登、叶祖意等110人之姓名与地址，是一份极有参考价值的槟榔屿华人 名录。该书不易获得，幸有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重刊本，书名改为《三 十年代南洋华侨领袖调查报告书》。杨建成在<重刊者引言>中指出：”这本名 簿的出现，对于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的学者专家是个好消息；如果把他们 在战后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和这本名簿战前的资料作一比较，或许能诠注出更深 一层解释来。” 七、方志、年鉴、调查、指南…